记得四分之一世纪前上大学的第一堂大课是袁隆平院士亲自授课的。对袁院士的授课内容，唯一留下依稀印象的是讲解中国悠久的农耕文化与农耕文明的源流史以及关于文化与文明的概念。袁院士关于文化与文明的讲课，引经据典，让我顿生高级感，仿佛有了穿越五千年时空的通透感，也种下了一颗研究人类文化与文明史学的种子。于是，大学四年，文化与文明史学研究似乎成了笔者不务正业的第二专业。
今天重忆袁院士的授课精神，在感恩先师的同时，也权当笔者为未来打算出版之书《何尊中国——文明之熵与华夏之未来》作一篇自序。
那文化与文明到底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古今中外众说纷纭，名人大家莫衷一是。要弄清楚中西方文化与文明的比较优势，搞清楚“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概念本身到底意味着什么，搞清楚明清之变的“华夷之辩”与“中外大一统”孰是孰非，搞清楚“汉儒文化复兴”到底是不是“民族复兴”的充要条件，还得从文化与文明的概念本身的起源说起。
在国际学界，“文化”概念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人文社会科学中最难把握的概念之一。在英语等外文中，“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古罗马拉丁文，它的原始含义是“耕作”。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认为，“文化”是一个用来区别于“自然”的概念。在日本明治时期（-）的20-30年代，日本用“文化”一词来翻译Culture。中国近代的“文化”概念则是源自欧美和日本的“文化”概念，并伴随西方科学知识与体系的引进而形成的。
在中国，“文化”一词也渊源颇深，最初源自万经之源的《周易》，其本义与周代商的革命理论有关。《周易》传承上古民选圣王尧舜禅让制时代的《连山易》，本质是周文王被纣王囚于羑里时藉占卜通神而参悟到的汤武革命原理，如同洪秀全于书房悟道、孙中山于西医诊所悟道。文王演周易的核心思想体现在《周易·乾》，阐述了万物发展遵循从潜龙到亢龙的六段周期律，是“天命靡常”的理论基础，是天命兴周的革命宣言，我们不妨称之为“天命教”。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本义是《周易》之“天命教”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中国的“文化”一词出自《周易·上经·贲·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其天文，以察时变；观其人文，以化成天下”。孔丘第三十二代孙、唐太宗贞观年间国子祭酒孔颖达著《周易正义》解释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成鱄回答和评价晋国魏献子执政并分封功臣和卿大夫之庶子时提出了“经纬天地曰文”以及举贤不避亲（“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的思想。成鱄所谓的“经纬天地曰文”之意是（圣王）经纬（管理和利用）天地自然之道则谓之“文”。
从中西方对“文化”概念的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对“文化”定义的视角维度不一样，内涵也似是而非。西方着眼于人类创造“非自然的存在”的劳动造物视角与哲学视角，将源自“耕作”之意的“人为”谓之“文化”，换句话说，人类通过劳动创造的一切人造物（相对于自然物）皆谓之文化。而中国则着眼于政治学，将“文明以止之人文教化”谓之“文化”。那如何理解“文明以止”的含义呢？从老祖宗的原文语境来看，我们不难看出，老祖宗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刚柔交错是自然之天象与天道（天文），明道理懂行为举止有度是做人之道与社会良性运行之象（人文）。”
也就是说，在中国，“文”不仅有“自然之道的规律与知识”的意思，还有“社会道德礼仪规范”的意思，“化”是“教育、推广”的意思，而“人文教化”则是“圣王天子道德教化”的意思。从中国的“文化”的这个源头概念及其内涵上看，中国的原始宗教是“圣王教”。
这样，我们不难理解中国历史的传统圣王叙事史观：黄帝传天地之心，为黎元立命，结绳阐化，教民稼穑，开物创法，播百谷草木，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作《黄帝内经》，合诸部落图腾创龙图腾等，功垂万世，宏恩加于天下，淳德育于万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和民族精魂，也是华夏文明的人文始祖和文化基因。如果转换到西方，我们血缘的老祖宗黄帝就相当于西方那位没有血缘的“三位一体”之上帝了！没有血缘的上帝居然能成为西方人自古以来的信仰，这在中国人自羲皇与娲皇兄妹造人以来都是不可思议的思维方式与叙事范式，无疑属于非主流的异端邪说。于是，在皇汉主义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里，黄帝的血统、法统乃至道统才是万世“三统一系”的。
人类历史包括中国历史，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和规律是：西方历史是由信仰基督教的征服者书写的，而中国历史都是由作为承载天命之王朝革命胜利者的圣王书写的。正如胡适先生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阵地《新青年》杂志《实验主义》一文中所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为古代中国历史都是圣王教化万民的话术，黄帝如此，其孙颛顼如此，后世历朝帝王圣君亦如此。
《尚书·吕命》以及《国语·楚语》记载的“绝地天通”肇始了中国王权治世大一统的人文思想。上古时，各部落各有其信仰的神系，灵慧圣明者成为巫师祭司，先圣名姓之后则选任太祝与宗伯等官。各部落百姓把食物献祭给神，祸乱灾害不来，财用也不匮乏。颛顼帝乃黄帝之孙，少时寄养于东夷伯父少昊部落。当年轻的颛顼因圣德继位于少昊而继任黄帝之大统时，天下各部落之不同信仰无法团结，也不利于统治。同时，炎帝后裔共工氏与之争夺帝位，蚩尤亡后九黎部落作乱，东夷部落诸族亦不服其统治，以致天下大乱，平民深受其害。部分民众沦为寇贼，争夺窃盗，诈骗强取，不遵守政令。
于是，颛顼帝发动了平叛共工的战役以及开启了统一信仰与清理整顿巫师神权乱象的世俗化政治改革，并乘胜征伐四方而成天下共主。颛顼帝全面掌控政权后，将天下划分九州定诸侯进贡朝拜之礼。同时，为了管理民众窃盗诈骗乱象，他制定了五种酷刑为法律，然后又命令重和黎，禁止地民和天神相互感通，神和民再不能升降来往。另外，他定婚姻制嫁娶，改革甲历定下四季和二十四节气而有后世华夏沿用五千年的颛顼历。后来，高辛、尧、舜继任后，都选用贤德之人，扶持常道，于是孤苦之人不再壅蔽于巫神。中国史书称这一时期为“三皇治世、五帝定伦”。
圣王颛顼帝肇始的“绝地天通”以及世俗化政治体制与刑罚习俗教化决定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里，古代中国不可能真正产生西式的神权文化与神权政治，即使起源于东夷渔猎农耕部落的殷商盛行巫神政治，包括三星堆的神权政治，也必然不会长久，亡于自称夏后氏苗裔的姬周宗法血缘文化也是迟早的事情。我们不妨谓之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文化冲突”。因为，神权政治在中国没有文化之根基，以致夏桀与纣王的政教合一改革失败。夏桀自称太阳神集君权与神权于一身而生暴政，以致商汤察天命靡常而代夏兴商。纣王则试图走巫神政教合一以挽救殷商国运，最终在内部众叛亲离与外部危机四起中白费心机而再绝一朝。后世的政教合一则不再是巫神政教合一，而是以虚位的天命神授为名、以天子教化为实的血缘宗法儒教之政教合一。这就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决定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韧性和顽固性以及古代历史传承的连续性。
另外，中国红楼原生的传统“圣王教”与“天命教”还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原生“德先生”与“赛生生”。从西方文化历史来看，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发展历程，如易经之潜龙般起源于古希腊雅典的人文哲学与自然哲学以及古罗马基督教一神教神学，如易经之宅龙般在量变中传承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如易经之惕龙般质变而涅槃重生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如易经之跃龙般腾飞于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如易经之飞龙般翱翔于信息革命与和平演变，而中国传统的“圣王教”与“天命教”文化既没有自然哲学与一神教神学的源头，就连人文哲学方向都是南辕北辙，更没有经历同样遭受蒙古帝国打击后涅槃重生的质变，只能止步于“见龙在田”的发展阶段。即使有神农尝百草与山海经接近自然哲学，也因易经思维在“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中误入歧途！
于是，在西方经历寒彻骨与千锤百炼的同时，儒家“圣王教”却随着历朝历代的“天命靡常”，在如同荒漠野蛮生长的稻麦牛羊周而复始地一岁一枯荣。在儒家思维看来，既然中国传统的“圣王教”文化摆脱不了“天命靡常”而有王朝周期，那么西方文化亦将如此。
新儒家认为，西方文化即将进入亢龙阶段而日薄西山，天命即将会轮替如同汤武革命，孔丘复兴周礼的天命也将因此而实现！如此心态与思维模式有可能原生“德先生”与“赛先生”吗？儒家的“圣王教”文化，成也汤武革命，败也汤武革命。新儒家复兴儒家文化，汤武革命是无法回避的儒学理论之逻辑闭环。而历代宗法王朝“氏族清洗”式的汤武革命是现代文明所愿和所能承受之重吗？
我们不妨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之根基的“圣王教”对应西方超血缘的形而上之最高格局的“天主教”，并结合炎黄世系与西周宗法分封制，姑且称之为宗法血缘之形而下的“天子教”。再对应西方文化因近代宗教改革而蜕变新生与强大的历史动作，儒家传统文化的“圣王天子教”思想与思维方式是否也必须必然要经历宗教改革呢？如果儒家传统文化不经历大格局、高维度的宗教改革，仅仅凭老祖宗的“圣王天子教化”就能解决炎黄子孙在当今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时代所面对的一切问题吗？西方“天主教”尚且需要宗教改革才能蜕变新生而强大，难道守着老祖宗的圣王古训就能像田里种植的稻麦只需时间就可周而复始地强大和复兴吗？退一步说，难道儒家文化传统的“圣王天子教”只需要象西方宗教改革一样改良而不需要进行改换颠覆式革命就能实现国家强大与民族复兴乃至儒家文化复兴吗？显而易见，从世界历史自身发展历程来看，问题本身的荒谬性就是答案之所在。
从神学视角来看，用局限于肉眼凡胎而认知世间的相对智慧来教化万民与用超凡脱俗、超自然的永恒神性精神来教化万民，谁更具有真理信服力以及道德震慑力呢？用起源于原始基督教的佛教观点来看，不妨用《金刚经》的两段经文来理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用西方唯物主义哲学来解读，如同理解“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这个科学原理一样，对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理解为：一切由因缘而起的存在者都是非永恒的无常存在之现象（法）与形态（相），皆必然要经历生灭轮回，唯有世间万物的本质（大本大源）才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如来），才能具有绝对的信服力。原来，佛教思维与基督教思维方式是相通的。
综上所述，与内涵为“非自然之人为创造物”的西方文化概念不同，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起源于与自然之“天文”相对的“人文”，本质是一个政治教育概念，其内涵意味着“圣王道德教化”。
这样，我们不仅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红楼历代王朝都需要不断的“变法”，最后在“变法”走进困局后必然走向“天命兴替”的宿命结局所揭示的周期律。我们也能理解明清之变，为什么大明会亡于皇亲国戚与汉儒士大夫的卖国，为什么满清皇帝要通过“文字狱”来打压反清复明的皇汉主义者所执念的“华夷之辨”以夺取孔儒解释权、并将“华夷之辩”扩大解释为天命所归的“中外大一统”等历史事实之内在逻辑。同样，我们还能理解为什么教员要提出和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论断，其理论的底层逻辑亦在于此。
诚如吾家父常教言道：“一法通，万法通。”甚至，我们以此为底层逻辑，不仅能理解西方的政治文化为何要选择民选民主制的历史必然性，还能理解自然生态史观视角下“中华民族复兴”和“汉儒文化复兴”与当今国际格局中文明冲突的内在逻辑。万法归宗，本源唯一也，皆不过在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唯有“常变”方能见证形而上之上帝的永恒之道，应作如来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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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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